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可是，他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在“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贾家，贾母、贾政等统治者本来对宝玉寄以很大希望，盼望宝玉读书、中举、扬名显赫，成为地主阶级事业的忠臣孝子。可是宝玉却走着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是由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在。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谓“愚顽”、“偏僻”、“乖张”就是指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统治者为其所规定的读书应举的生活道路。

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父亲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大家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家人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见第五回）尽管家里人逼着他去做这些事，他仍然坚持着不去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确实是背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眼里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

宝玉对八股文更是深恶痛绝，可以斥之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它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他认为程元理学等儒家的书，“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杜撰”出来的。但宝玉平素却“杂学旁搜”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厢记》、《牡丹亭》一类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小说淫词”。他将“读书上进的人”称作“全惑于功名二字”的“国贼禄鬼”，将“仕途经济”的说教斥之为“混帐话”。他明确地表示鄙弃功名利禄，平时更“懒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最厌恶“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之事”。而且还对儒家所提倡的最高道德标准，“文死谏”、“武死战”进行了批判，认为此“皆非正死”。宝玉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做官”道路。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被压迫者；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林黛玉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并且以同样叛逆的话语来劝宝玉。正因为这样，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爱情才那样令人心动。而书中宝玉这一性格的形成是跟作者当时的思想高度是分不开的。

二、尊重女性、热爱女性、崇拜女性、同情女性。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